汉高祖刘邦灭秦之后，把儒学思想作为社会正统，随后汉武帝提出“废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口号，儒学成为统治阶级教化民众的主流思想。儒家学说创立者是孔子，尊儒就是尊孔，孔子逝世数百年后，祭孔活动成为了国家大典，祭祀香火千年不绝，孔子宅地修建的孔庙，成为历朝拜谒先贤的文化圣地。
孔庙有许多帝王赐字与名人题写的碑石，其中孔庙三碑最为著名。碑一是153年立的《乙瑛碑》，碑二是156年立的《礼器碑》，碑三是169年立的《史晨碑》。孔庙三碑名气，不是碑文记述的三位鲁相功业为人称道，而是孔庙三碑书法受到关注，成为汉隶书法庄重内敛，至美成熟的时代标杆。
孔庙三碑书法是谁写的？在碑刻与史籍均无记载，成为历史谜题。笔者在前期文章，依据民间收藏的《乙瑛碑》、《史晨碑》书法真迹，破解《乙瑛碑》、《史晨碑》是谁写的历史谜题（详见笔者文章“孔庙三碑的《乙瑛被》是谁写的”、“孔庙三碑的《史晨被》是谁写的”，查阅可用“作者名﹢文章标题”网络搜索）。本篇文章以民间收藏《礼器碑》真迹，揭开《礼器碑》是谁写的历史之谜。
《礼器碑》又称“韩明府孔子庙碑”，碑高173厘米，宽79厘米，厚20厘米，现存于山东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。碑文记述了鲁相韩敕优免孔子亲族，修缮孔庙，造作礼器等敬孔功业（图1—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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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礼器碑》原文（上图）大意是：东汉桓帝永寿二年阴历七月初五大吉之日，鲁相韩敕追述太古往事，华胥生下伏牺（皇雄），颜母养育了孔丘。孔子是为汉朝拟定制度规则的圣人，举国上下思念景仰孔子。对孔氏亲族给予了照顾，免其工役和兵役，以表敬重孔子之心。孔子之后的世道，礼崩乐坏，秦始皇、项羽作乱，背弃正路，终遭灭亡。鲁相韩敕制造了许多祭祀孔子礼器，有奏乐的钟、磬、瑟鼓之类，盛酒的罍、觞、觚、爵、角，盛水的笾、壶，修饰了庙堂宅院，造车二辆，疏通河道、清除淤泥，引流活水，完备各种设施，又不失于奢侈，上合天地中和原则，下符朝廷周全礼仪。韩君风范与作为，获四方仁士的赞美，故予立石表功。从《礼器碑》记述可见，在东汉尊孔时代背景下，地方官员祭祀孔子活动，成为表现政绩，取悦朝廷的重大国事。
在书法史上，秦末汉初之时，隶书取代了篆书，成为官方与社会通用书体，一些历史无名的隶书大师，仅有在碑石留迹，传世当代。其中《礼器碑》写的书体俊美，风格秀丽，被认为是隶书极则。撰书者是谁呢？在碑石与史料记载，均未留下任何线索痕迹。
《礼器碑》是谁写的？民间收藏的孔礼书卷给出答案，《礼器碑》是孔礼写的，孔礼名不经传，湮没于历史尘埃，未见有任何文献记载。孔礼书卷为纸本，卷长约440cm（含题跋）,宽29cm, 书写50行，每行4字，每字见方约5cm，整卷写有190多字。为便于欣赏孔礼书卷原迹，以下作分段展示（图3—7是书卷手迹，图8—12是书迹与拓本对比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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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礼书卷抄录了《礼器碑》文本部分内容（见图2文字下方划红线部分），约占《礼器碑》正文40%左右。在图7左端红圈内，署名有“孔礼书”三字，表明《礼器碑》撰书者为孔礼莫属。据资料记载，历史上名字称“孔礼”的，是孔子的儿子，生活于春秋时代，使用金文与大篆文字，隶书尚未问世，显然此孔礼非彼孔礼。写《礼器碑》的孔礼，据推算约为孔子第十九至二十代裔孙，或在孔子家谱可寻其踪迹。
民间收藏孔礼书卷，不是《礼器碑》刻字模板或母本，孔礼当然另写有碑刻完整版字模，上图8—12是碑刻拓本与孔礼书迹比较，出现有个别字出入不足为奇。孔礼书迹与拓本对比，整体如出一辙，字形大同小异。写的文字笔画平滑，圆润柔顺，清秀俊朗；錾刻的字有崩口缺损，毛刺工痕，平添几分金石高古气息。
《礼器碑》在唐代并未引起关注，宋代发现其书法艺术价值，刊刻拓本列入著录，明、清、民国时期，国内与海外日本，都出版过《礼器碑》拓本，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是《礼器碑》明拓本。明代学者、金石篆刻家郭宗昌赞：汉隶当以《孔庙礼器碑》为第一，其字画之妙，非笔非手，古雅无前，若得之神功，非由人造。汉诸碑结体命意，皆可仿佛，独此碑如河汉，可望不可即也。清代吏部员外郎、书法家王澍称：隶法以汉为奇，每碑各出一奇，莫有同者；而此碑尤为奇绝，瘦劲如铁，变化若龙，一字一奇，不可端倪。自有分隶以来，莫有超妙如此碑者。
《礼器碑》与其他著名汉碑相比，不同于《乙瑛碑》的俊美，《史晨碑》的古朴，《张迁碑》的方正，《曹全碑》的秀拙。《礼器碑》自有独特风格，是其书艺魅力所在，学书汉隶多以《礼器碑》为范本楷模。《礼器碑》书法的主要特点是，结体严谨，笔划瘦劲，组字凝练，平实规整，笔画的粗细、长短、蚕头、波磔、弯折、方圆等，运笔处置灵活，线条内敛苍劲，构造不相雷同，整体肃穆庄敬，堪称是隶书技法集大成者。
孔礼书卷前隔水题鉴，有晋代书法家王珣（349—400年）题写“致远堂真品藏”六字并落款“王珣”（图13右）。“致远”一词出自三国诸葛亮《诫子书》，“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”，古今取名“致远堂”的斋号、堂馆、书房等数不胜数。王珣生活在晋代，晋代有致远堂吗？还真有。据悉清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，四川道监察御史张孝挰游江南从友人处得晋代诗人陶渊明（约365—427年）诗赋真迹，写有陶渊明手书大草拟古杂诗12首，诗帖上题写有“致远堂法书”字样。王珣大于陶渊明十六岁，属同代人，两人在书帖的题字，都与致远堂关联，证实晋代确有致远堂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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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卷题首由东汉书法家、草圣张芝（？—192年），题写了“汉礼器碑文”五字（图13左上）。尾跋有崔敬邕题写 “淡平野之霭靄，忽孤城之如块。风吹沙以苍莽，帐（怅）楼橹之安在。横门豁以（四）达，故道宛其未改”跋文（图13左下）。
崔敬邕跋文有几处疑点？史料记载崔敬邕是北魏大臣（生卒461—517年），但在民间收藏发现多件三国曹操（155—220年）为崔敬邕撰写的墓志铭，曹操书法如实，崔敬邕应是三国时代重臣，这是跋文疑点之一。崔敬邕跋文内容，与宋代文豪、书法家苏轼作《昆阳城赋》某段内容相同，这是疑点之二。崔敬邕跋文所写行书体，书法成熟度似是当代书风特征，这是疑点之三。
对以上几个跋文疑点，笔者查阅了许多资料分析求解，意见有下：对疑点之一认为，尚需有权威史料为证，纠正历史记载有关崔敬邕史料的差错，可是民间收藏高古书法证据，未得到权威确认，尚未成为纠正史料依据。对疑点之二认为，苏轼《昆阳城赋》是描写西汉末年（公元23年），汉军以不足万人战败数十万起义军的一场决战，以及凭吊昆阳古战场的感悟。《昆阳城赋》是苏轼写的一件书法作品，落款为书寄某某＋苏轼。这一写款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苏轼书写自己的创作，另一种是苏轼抄录前辈作品。历史上抄录前辈作品的名人书法多了去了，如抄录《洛神赋》、《千字文》、李白杜甫诗词等。对于苏轼《昆阳城赋》或是抄录前辈作品，不是笔者的臆想，而是有其实例。苏轼曾在当朝驸马、书画家王诜的山水画上，题写一首《烟江叠嶂诗》，民间收藏发现《烟江叠嶂诗》，是七百年前王珣创作并写入书卷，从诗名到内容，王珣作品与苏轼《烟江叠嶂诗》完全相同，此后王珣《烟江叠嶂诗》书卷消失于社会，苏轼题写的《烟江叠嶂诗》流传下来，被认为是苏轼原创（详见作者文章“烟江叠嶂诗中迷，流传千年现原迹”，作者名＋文章标题搜素网络可查阅）。据此苏轼《昆阳城赋》，或有可能是无名前辈所作，崔敬邕与苏轼都是引用此文未注出处。对疑点之三认为，是以当代认知看待书迹的偏见，书法史上字体演变不是简单划分为秦篆、汉隶、魏书、唐楷等，文字是社会公众性交流工具，文字与书体演变，是公众的创造并得到社会传播认可，需要漫长时间定型，同期并存在有多种书体。即便如书法史称钟繇是正（楷）书之祖，不是说钟繇发明创造了正书文字，而是为规范文字书体做出贡献的集大成者。在东汉流行隶书时期，民间收藏有许多件东汉书法家写的楷、行、草体书卷，东汉草圣张芝书法，可证明正书与行书的存在，因为草书是在正书基础上创作“一笔书”，草书如没有正书文字笔划结构作基准，就是无根之书，写出来将是只有自己认识的天书。故此三国时代的崔敬邕，写出成熟行书体是不奇怪的。
孔礼《礼器碑》书卷有二十余枚钤印（图略），其中皇家内府收藏官印有，宋徽宗“御书（方印）、政和”；宋高宗“真閤、绍兴”；宋理宗“缉熙殿宝”；清雍正“雍正御览之宝”；清乾隆“乾隆御览之宝、三希堂精鉴玺、宜子孙、古稀天子、寿、八徵耄念之宝、乾隆辰翰、御书房鉴藏宝”；清嘉庆“嘉庆御览之宝”，以及历朝书画收藏界社会名流的鉴赏私印等。
孔庙三碑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，是“独尊儒术”时代辉煌与衰落的见证，后世对孔庙三碑的关注，已不是对立碑当事人的致敬，而是对汉隶书法的迷恋，碑石气势非凡，雄浑朴拙，镌刻刚劲，古风灵秀，被誉称为“汉隶圭臬”、“汉碑第一”、“最美隶书”、“无上神品”、“镇殿之宝”等等，孔庙三碑的撰书者是谁？千百年来谜题未解。笔者近年依据民间收藏的高古书卷，试图揭开这一历史谜题，先后解读《史晨碑》是曹全写的，《乙瑛碑》是乙瑛写的，《礼器碑》是孔礼写的（详见以“作者名﹢文章标题即“孔庙三碑的《××碑》是谁写的”，网络搜索可查阅）。当最后一篇解读文章《礼器碑》是谁写的落笔，笔者如释重负，完成个人探索孔庙三碑撰书者的研究专题，聊表对先祖的敬畏，直抒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尽其绵薄之力。限于笔者水平，文章难免有认知错误，欢迎读者给于指导赐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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